原标题：俄女特工潜伏美国20年，被捕时像拍大片
俄罗斯连塔网6月28日刊登题为《我们过着别人的人生》的文章，作者是弗拉基米尔·谢多夫。全文摘编如下：
6月28日是苏俄秘密情报机构成立百年的纪念日。对于潜伏海外的秘密间谍的真实生活与影视剧中的特工形象有何差异，人们知之甚少。即便是亲历者，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对此讳莫如深。不过，曾与丈夫隐姓埋名潜伏美国20余载、因叛徒告密被捕又被交换回国、美剧《美国谍梦》中俄罗斯女特工伊丽莎白的原型、退役上校叶连娜·瓦维洛娃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职业的神秘面纱。
她化名特蕾西·李·安·福莱，与化名唐纳德·霍华德·希思菲尔德的丈夫安德烈·别兹鲁科夫都是有着20多年海外潜伏经验的资深特工。2010年6月，因叛徒出卖，他们和其他八名同事一道被捕，遭判处终身监禁。而后，根据俄美双边协议，他们得以归国。
恋人也是克格勃
问：您是如何走上特工之路的？
答：我现在才明白，我们当年先得接受全方位考察、被仔细研究，然后才会向我们提出相关建议，如今，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可以主动填写申请表格。我当时的生活其实离特工很遥远，只是通过书籍和电影对这一职业略知一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住在托木斯克，在高校学历史，并在那里邂逅了克格勃招募新人的工作人员。
我跟他是通过校报认识的，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我很活跃，他则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感兴趣。我们聊了很多，都是泛泛而谈。后来他请我评价某些同学。我逐步意识到他或许来自克格勃。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属于捍卫社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机构。我一直心怀让社会、祖国变得更美好、安全、团结的理想。他不断了解我，考察我的言行和对他提出请求的反应。终于有一天，他建议我去国外做秘密特工。
问：这是何时发生的？
答：在我们认识一年半左右。大学三年级时，我已经前往莫斯科受训了。我通过了大量的笔试、面谈，接受了健康和心理方面的测试。一些在托木斯克，其余都在莫斯科。
问：您的朋友说，您是个全面发展的美丽女子，被很多男生追求，但最终选择了安德烈，并与他携手开始海外的潜伏生涯。你们是在加入克格勃之前还是之后认识的？
答：在克格勃向我挥舞橄榄枝时，我们已是恋人了。挑中我俩的人很幸运，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同行中也不乏这样的组合。不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也被选上了。我还记得自己有些难过，毕竟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不得不跟恋人分道扬镳，但真的是为国效力的意愿高于个人利益。当我们在克格勃楼里相逢，并被上级告知将以夫妻身份投入工作时，我特别开心。
外表不能太扎眼
问：请介绍一下培训过程，学习内容有哪些？
答：每个特工都有为他量身打造的专门课程，不会见到其他受训者。教官都是在秘密的住宅里一对一向我们传授技能。培训安排相当细致，属于个性化订制，利用每个人的所长。培训会持续若干年，在此期间，我们掌握的不只是各类本领，心理素质也有显著提升。重要的是学会更加小心谨慎，毕竟这与自身安全息息相关，还有分析研判能力，有助于我们迅速看透事物本质。我们还学会了如何造密室、操作电台、破译密码，当然还得熟练运用多门外语。
对我来说，外语最难学，因为不只需要做到没口音，还得将它当作母语来思维，但各国的文化传统迥异。学会行动技巧不难，只要训练得法，人人都行。但外语水平决定了我们是否能顺利融入潜伏国的生活。法语的发音和字母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英语最初学起来有点难，尤其是美语口语。我们不得不花大力气学会所谓的腹式发音，让情绪高峰的到来跟美国人合拍。所幸我们终于学成了。
问：大家都以为潜伏海外的特工个个如同007，能单枪匹马干掉数十个敌人，娴熟安装炸弹、使用各种武器。是这样吗？
答：这显然属于神话，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性的，得跟人打交道。突袭、打斗是拿不到有价值情报的，重要的是低调，外表不能太扎眼。那些在这条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者，长相都不出众，但似乎都具有超凡的亲和力，能够轻易赢取别人的信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对他们敞开心扉、倾诉一切。人们愿意向你透露情报，是因为信任你，并非因为你天生丽质、巧舌如簧。在我们的情报章程中明文规定，不能使用恐吓、暴力并违背人伦。
当然，我们跟普通军官一样，也接受耐力、力量、体能训练，学习使用武器，我还学了空手道，但这并不是为了在被抓时反击逃脱，也不是为了占领某个设施，只是为了在你遭遇普通抢劫时防身。没人要求我们练成苏联的“兰博”。当然，我丈夫也接受过空降跳伞训练，但主要是为了克服心理恐惧，而不是深入敌后执行作战任务。
问：特工使用暴力只是电影桥段？
答：任何需要动用暴力和武器的重要任务都意味着我们的秘密特工任务可能终结。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深度潜伏在敌国，所以我们又被称为“沉睡”特工。可能在一国潜伏很多年，才会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如莫斯科跟该国断交，此刻秘密特工的价值便会凸显出来。有位名叫科兹洛夫的特工，就是潜伏在未跟苏联建交的国家，取得了大量宝贵情报。
努力成为当地人
问：你们是如何来到美国并成为当地人的？
答：我们最初去的是加拿大，因为拿的是该国公民的护照，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落脚并接受教育，结交朋友，这样我们的履历才会更完整可信。我们彻底融入了当地生活，并生下了两个儿子。周围的人都认定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加拿大人。我们的职业也再普通不过，都是会计师，而后创业开了家小型贸易公司。
我们的法语越来越溜，安德烈在当地大学又学了一门专业，此后我们才前往美国，考入哈佛大学。校园是搭建关系网、获取苏联所需政治及经济情报的最佳场所。
问：哪些人是我国情报部门的目标？
答：我们总是多线出击。那些研究外交事务的人后来会成为白宫顾问，这些跟政府有互动的人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情报工作不只是找秘密材料，当然这也很重要，重要的是摸透一国领导层的意图，弄清发展趋势。
安德烈进的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那里的每位教师都极具价值，他的不少同学也前程远大，所以必须广交朋友，日后用得上。
毕业后，安德烈在一家企业战略咨询公司就职，不少大公司成为他的客户，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情报人员的任务是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搭建有用的人脉，地位越高，人脉中能够提供宝贵情报的朋友就越多。所以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也能掩饰身份。
对亲人隐瞒身份
问：你们出国时苏联仍在，但1991年它便已解体，您对此有何感想？
答：我们觉得非常遗憾，至今仍难以释怀，但对于继续这份工作却从未有过丝毫怀疑。苏联解体后数日，我们收到了如下秘电：“工作需继续，任务仍未变。”我们当然不知道解体的细节，但清楚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依旧。
问：如何对孩子隐瞒身份？他们从未对你们的真实职业产生过怀疑，不知道父母有双面人生吗？
答：我跟安德烈从不在家讲俄语。孩子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身份掩护。我们的困扰是他们不明真相，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俄罗斯。我们经常思考如何教育他们，才能让他们在知晓真相后不会跟我们分道扬镳，所以一直努力通过法语向他们灌输欧洲文化，不让他们变成地道的美国人、养成美式思维习惯，所幸我们做到了。
因为工作时都避开他们，所以他们从未怀疑过。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爷爷奶奶和其他亲戚，但同学们都有。我们不得不解释说亲人住得太远，身体抱恙，小时候还能骗过去，但每逢圣诞节、感恩节这样举家团圆的节日，我们只得使出浑身解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比如全家出门旅行。2010年我们突然被捕，当时他俩分别为16岁和20岁，对此非常惊讶。至于我和安德烈的父母，他们一直以为这些年我们在澳大利亚工作，我们总说打电话不方便，需要攒很多钱才能回去休假，只能寄明信片和礼物。他们习惯了长年不见面，但有了视频电话后，再不联系也说不过去，就只能搬出公司的严格保密条款做理由。
逮捕场面像大片
问：你们是如何被捕的？之前是否隐约感觉到什么？
答：现在回想起来，被捕前几天的确有反常的事情发生。例如，有陌生人来我家参观居室维修，对门的位置尤其感兴趣。这很古怪。安德烈新认识了个女客户，后者极不自然，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告诉我：“感觉不大对劲。”我们向上面汇报了此事，但为时已晚，第二天我们就被捕了。
问：可以介绍一下被捕情况吗？
答：简直是好莱坞大片般的逮捕场面。我们在餐馆给儿子过完20岁生日回家，他打算再出门跟朋友狂欢。突然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安德烈提醒我房子被包围了。
打开门后，联邦调查局的武装人员便冲出来，宣布我们被捕并戴上手铐。我们被押出去时，发现整个街区都被封锁了，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
当时，我和安德烈一直在反思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直到两天之后对我们提出起诉，我们才知道当天有若干同事在不同的州被捕，显然是叛徒出卖而非我们的失误所致，才算放宽心。
问：美国情报部门在关押和审讯时表现如何？
答：对我们相当了解。他们告诉我们与其合作利大于弊，但也知道没法说服我们，所以美方的主要施压对象是孩子尚年幼的同事。因为罪名过重，我们可能被判处30年监禁，大家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也憧憬着被交换回国。两周后，有律师陪同俄驻美使馆人员来探监，我们的希望被点燃了。
当我国外交官说已达成交换协议时，我无法描述当时的喜悦与骄傲，但仍要作出宠辱不惊的模样。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国家没有抛下我们，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我们6月27日被捕，28日就是特工节，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有意为之。回国是7月9日，我视这一天为重生之日。我们意识到该退休了，只是职业生涯如此画上句号，难免有些怅然若失。
问：如果不被逮捕，你们的生活将如何继续？
答：我们曾经考虑过，或许会离开美国，但孩子们将留下来接受教育并工作，没准我们会去欧洲，抑或是回俄罗斯做生意，但不会改变加拿大身份。
我们的同事瓦先科夫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他决定留在美国，当时他已退体，上面也同意了。如果不是被捕，他应该会在美国颐养天年，用别人的名字，不被人察觉。
问：您的名字特蕾西·李·安·福莱是确有其人还是杜撰的人物？
答：苏联特工冒名顶替真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用的是真实出生、但早夭的加拿大人名字。我们过的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的人生，无权选择姓氏与名字。谁与我们年龄相仿，我们就成为谁，我与真实的特蕾西·李·安·福莱同岁，安德烈比他顶替的那个人小两岁。被捕后，后者的亲戚还接受过当地记者的采访。
我们需要了解所顶替者出生的街道，上学的情况，对此稔熟于心，并将自己代入其中。
特工美国
